三个月前，许昌青年马向前千里迢迢赶赴深圳，成为当地最大的电子企业富士康的一名见习员工。3个月后，就在这家工厂，19岁的他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本报此前曾连续报道此事)。马向前事件在当地的河南农民工圈子里迅速传播，除了同情惋惜，这些农民工不免重新审视自己的打工之路。
珠三角企业日益严酷的工作环境、不断提高的工作强度、难以保障的个人权益，在十年来涨幅不大的工资面前，落差显得如此之大。
2009年，广东省的人均GDP为40748元，而2008年调整后广东省最低工资分为5类，最高标准为860元，最低标准只有530元。在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云集，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技术提高慢，农民工靠出卖劳动力赚取辛苦钱，基本工资无法满足温饱，农民工只好拼命加班，每日工作12个小时以上的情况比比皆是，以深圳为例，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900~1500元，其中加班费占了很大比例。
而在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四川、河南等内陆地区，普工月工资已达千元左右，大量农民工选择工资待遇更为优越的浙沪等地，或就近择业，相比之下，传统用工大户珠三角的薪水竞争力尽失。
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年度人物中“中国工人”位列第二，排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后。《时代周刊》说，中国工人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显然，这是一股潜伏的力量，这股力量也开始觉醒。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80后、90后农民工大胆地提出了不同于父辈的职业诉求：生活品质、自由度、发展机会。面对珠三角落后的用工模式，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摊开地图，寻找下一个落脚地。
本篇从几个农民工在深圳打工的真实生存状态出发，试图走进农民工在粤打工的历史纵深，展现河南农民工当前的真实生存状态、诉求和群体抉择。
记者 赵颖
在深圳打工十年存的钱，在深圳买不了10平方米的房子
人物标本：李想，南阳市新野县歪子镇人
打工之路：1999年逃学来深圳打工，至今，已经11个年头了
1999年夏，16岁的初中生李想，借同学的钱买了一支鸟枪，乱打村民的窗玻璃。村民找他父亲告状，他吓得到同学家避难。恰好，同学的姐姐从深圳打工回来，走时要带上自己的弟弟，他也动心了，跟着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由于没有身份证明，李想找工作非常难。最后，一家小公司收留了他和他的同学，但前3个月不发工资，每天只发5元钱的生活费，两个人每天只能吃馒头咸菜。
不久，公司快倒闭发不下来工资了，两个人又回到了老家。春节后，李想又想去深圳。父亲到公安机关给他办理了身份证，李想独自一人去了深圳。
这次，李想被香港的一家电子厂录用，月薪300元，加上加班费，每个月可以挣到600多元。2003年，经济不景气，他被裁员。回家休息半年后，又回到深圳，在一家仪器厂找到了工作。“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涨到了500元，加班费是每小时5元，一天加班4个小时。扣除生活费、买香烟及日常用品，每个月存不了800元”。
到2008年，深圳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他的基本工资涨到了920元，每小时加班费涨到了7.75元，“我们现在主要指望加班，每天要加8个小时班，周六周日也不休息，光靠基本工资的话，每个月没有多少钱”。
2008年，李想结婚了，现在和妻子住在一间出租屋里，“我们每个月省吃俭用，俩人加起来也就能存2000多元吧。打工这么多年，我们两人的存款不够在深圳买10平方米的房子，也不敢生孩子”。
他说，农民工少有双休日和节假日，有的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小时左右，大部分每周工作7天。“不加班的话，根本挣不到钱”。更让他难过的是，家乡同来的一名叔叔去年在车间加班时，因为太劳累，右手掌被车床截掉。在当地一名律师的帮助下，厂方勉强赔了15000元，还不够医药费。最后，他的叔叔流着泪回老家了。
无法承受高强度劳动，第一代农民工黯然离开
人物标本：张幸福，信阳潢川人
打工之路：1983年来深圳打工，27年，打工打到“穷途末路”
昨天，在深圳宝安汽车站，张幸福身上一前一后挂着编织袋，手里还提着一个破旧的大提包，坐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回家，再也不来了”！
张幸福18岁就跑到了深圳，至今已经27个年头了。当年，他来的时候，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从广播里听说深圳设特区了，到了这里，发现一片荒凉。他有点泄气了。
幸好，建筑工地到处都是，各个建筑工地都需要劳力。虽然工资每个月只有100多元钱，但那时的张幸福年轻有的是力气。他说那时候工作一天，肩膀磨破了，手磨烂了，腿也打哆嗦。时间长了，他慢慢习惯了，饭量大增，一顿能吃六七个馒头。经过风吹日晒，他也很快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一个黑黝黝的汉子。
由于张幸福一无技术，二无文凭，他先后换过20多家工厂，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就换过3家。
2002年春节，他受当时工作的企业委托回老家招工，穿着廉价的西服，系上鲜艳的领带，带着蛤蟆镜出现在家乡，家乡人对他刮目相看。一时间，他家那两间土坯房子，人来人往，胆大的小伙子直接询问出去打工什么待遇，羞涩的姑娘则在父母的陪同下，趁着天黑前来询问。给他说媒的人也络绎不绝。
短短半个月，他就带了300多人，雇了5辆长途车，浩浩荡荡地开往深圳了。除了挣到6000元，邻村的一个老汉还把自己的闺女给他当了媳妇儿。后来，张幸福一回家，媳妇儿就骂他，说当初被他骗了，“原来只是流水线上的最低端的小工人，我跟着你吃苦就自认倒霉了，孩子能跟着你一辈子吃苦”？
在日复一日的生产线上，他在消耗着自己的青春和年华。“我今年才45岁，但浑身都是毛病，眼睛也开始花了，看不清东西了。儿子和媳妇儿都说，你这么老了，还打什么工，回家享几天福去吧我一想也是，就辞工了”。
两代人的不同诉求，选择还是被选择
人物标本：宋新顺、宋鹏父子，南阳市唐河县人
打工之路：宋新顺2002年来深圳打工，2008年，把没考上大学的儿子也带了出来
2月2日中午，宋新顺背着简单的行装，坐上了开往家乡的班车，儿子宋鹏没有和他一起回家。宋鹏决定留在深圳过年，虽然到深圳不到2年，可他觉得和老家一直在打工的人比他更有理想。现在，他最大的理想是自己做老板，然后在城市买房、娶妻生子。
宋新顺今年50岁，来深圳已有8个年头了。他的老家地少人多，妻子又早早去世了。2002年秋，宋新顺种完了小麦就把12岁的儿子送到姐姐家，自己跟着乡邻来深圳打工。由于岁数比较大，在劳务市场上没有优势，宋新顺打过很多零工，先后干过送水工、洗车工、搬运工，最后进了一家电子厂，负责包装货物、装卸。他踏实肯干，又舍得下力气，月工资也从几百元涨到了1000多元，2008年，他回乡在家里盖起了两层楼房。
2008年，儿子宋鹏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就和父亲一起来到深圳，进了一家灯具厂，每个月的工资比父亲还高。
其实，父亲出来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趁着还能干，多挣点钱。但儿子宋鹏和他的想法却不一样：希望自己能够发展，不能只做一个单纯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人。“很后悔在学校学的知识太少了我就想学技术，做个技术人员，将来做到公司中层。就是找媳妇儿也容易。我想着挣钱多了，在郑州买套房子，进到企业里，过一过城市人的生活呢”！
2009年夏，宋鹏花了5000元钱进了深圳的一家技校，学习电脑和电子技术，3个月后，刚好赶上企业大量招工，他顺利地进入世界500强企业伟创立公司工作，月薪一下子涨到了2600元，比以前高出了一大截。
父亲对父子俩的现状很满意，刚来不到两年的儿子一下子变成了技术工人，自己的面子也增色不少。但儿子又有了新的不满之处，因为他对珠三角打工环境有看法：时间长了，这里的企业普遍存在着思想老化的弊端，“不是老板自己的亲信，你工作做得再好，永远也做不到管理人员的位置上”。
记者在调查中，很多河南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表达了他们对在深圳打工的态度，“工资低一点还不是最要紧的，起码宿舍不要那么阴暗潮湿和肮脏，更重要的是我打这份工能不能学到东西有没有前途”。那些初级制造业只是他们的跳板，待上两三个月他们就会离开。而那些电子厂、绣花厂、模具厂，尤其是生产模具的高级技工却格外受到他们的青睐。
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生代打工者更是逐渐走进了办公室。技术密集型企业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港湾，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做机械性重复，等待被流水线淘汰。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谷建全表示，对新生代打工者而言，学到技术，增长见识、找个舒适的工作环境是更为重要的标准。“他们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资薪酬外，更注重对职业前景的规划，就业地区、工作环境也是他们考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