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整体转型的压力下、在全球经济持续萎靡的状况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成本优势下、在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
诸如富士康之类的许多公司开始从中国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向中国内地欠发达地区如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四川、河北、江西、贵州等地迁移。
而许多内地欠发达地区政府也开始大力公关，推出各种优惠政策，极力吸引这些搬迁企业能够落户当地，寄望能够给自己的政绩和当地经济带来新的腾飞。
表面上看，这种现象似乎对中国经济的二次腾飞有着重要意义，尤其给内地欠发达地区一次新的发展机会，以弥补改革开放30年来沿海地区获益颇多的局面。另外，这种内迁也给内地许多失地农民和大批待业青年带来增加收入和工作的机会……
类似的好处还有很多，比如可以缓解大批内地劳动力每年奔波数千公里到异地打工的局面，可以让更多劳动力在当地就业，这也许对稳定中国社会有很好的作用。因为越来越多的发达地区城市人群对外来人口带来的诸多问题开始持排外态度，甚至像北上广这样的城市不断提高对外来人口的各种限制，似乎在说明，大批外来人口已经严重阻碍了这些发达城市的竞争力和幸福感，比如高房价、拥挤的交通、持续上升的犯罪率等等。
对于企业内迁的问题，无论是国外媒体还是国内媒体似乎都站在一条标准上，认为这种内迁对中国经济是一种利好的事情，将有效提升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许多政府高层也认为，这种内迁对中国经济转型，对促使发达地区产业转型起到积极作用。
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件事情大家都看好的情况下，恰恰存在很大的危险性，而这也成了中国近十年许多问题存在严重隐患的关键，缺乏必要的反对声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而我要说的就是：谨防富士康们搬家造成的二次污染。
我这里所要说的二次污染有两点。一是环境污染，二是耕地问题。
环境污染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尽管改革开放30年对沿海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对这些地区所造成的弊端要远大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因为环境问题是事关子孙后代数百年、上千年的问题，而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才持续了30多年。
我的一位南通的朋友曾无数次给我描述小时候南通水乡的优美，但是最近数年他根本没有回过家，因为那里的污染状况已经让他无法承受，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是黑乎乎的，空气也弥漫着各种呛人的味道。诸如类似的现象几乎充斥在中国改革开放所影响的任何一个地方。
如今，大量工厂的内迁同样要造成内地区域环境的二次污染，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担心，是不是这种污染问题真的要遍布我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何处还有一片干净的国土也许会成为新的话题。
避免这种显现发生的惟一办法就是提升投资的要求，企业必须要把解决各种污染问题放在首位来解决，各地政府要对解决污染问题当做头等大事来做。
但话说过来了，问题好说，但要实施就很难了，许多地方为了招商引资根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甚至是明着说要关注暗地里任由企业作为。另外一方面，许多企业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才内迁工厂的，如果治理污染的投入太大，成本自然就会上升，那么还有没有内迁的必要？劳动力成本下降和污染防治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决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耕地大面积流失的问题。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提出中国耕地面积保持在8亿亩的红线问题。但国土资源部人士多次表示，这个目标很难完成。耕地大面积消失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巨大隐患。
而大量工厂内迁自然会进一步加速耕地的流失。
由于工作原因，我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大中型城市，几乎所有的城市，甚至是县城都有一个或者多个所谓的经济开发区，随便一圈地就是几百亩、几千亩。有些地方甚至规划千里工业走廊等等，而这些经济开发区也好，千里走廊也好，基本上都是圈的当地最好、最平整的土地。
如今，许多内地政府为了吸引工厂内迁这一所谓的大好就会，再一次掀起了圈地运动，将大批良田圈为工业园，很多地方直接盖好了厂房、宿舍等等，几乎是搭钱吸引这些企业来落户。
对于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发展经济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至于发展经济所引起的其他问题，几乎不是他们所关注的。当官一人，造福一方，但是几年之后当官的一走，留下的灾难仍然是世居在当地的人所承受。
现在，中国正在迎来大批农民进城，从农民身份转移为城市劳动者的非常时期，这无可厚非，世界趋势都是如此。
但有一个命题却不成立，农民的减少不在于耕地的减少，因为吃饭的人还在增长，耕地的减少将对中国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
今年以来，全球气候极度变化，使得国际多个粮食期货大幅度增长，这些问题都在警示我国，对于各种问题引起的耕地减少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此次大规模的工厂内迁问题对新一轮耕地流失显然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我殷切希望各地媒体和政府关注，希望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不要走老路，多为子孙后代想想。
还是题目那句话，谨防富士康们搬家造成的二次污染。